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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/SAMMAX
1919年,葛里菲斯(D.W. Griffith)的《忍無可忍》(Intolerance, 1916)於蘇聯盛大上映。在片中,葛里菲斯將四個時空完全不同的段落(古巴比倫、耶穌受難、十六世紀法國大屠殺、當時美國的勞資衝突)交互剪接在一起,這種依照「概念」而非連戲的「主題蒙太奇」(thematic montage)手法,啟發了不少蘇聯電影工作者。同時間,列寧聲稱電影是所有藝術中最重要的藝術,就在國家政府的鼓勵與支持之下,蘇聯電影開始蓬勃發展。



1924年,列寧逝世的同一年,庫勒雪夫(Lev Kuleshov)於其創立的電影學校拍攝了《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s of Mr. West in the Land of the Bolsheviks》,正式開啟了蘇聯蒙太奇運動(Soviet Montage),一直到1930年代初期,史達林政府發表「社會寫實」(Socialist Realism)的藝術政策這幾年間,蘇聯電影工作者對電影鏡頭該如何連接、組合(motage來自法文動詞monter,意思是建構)有著各自的想法及宣告,其中又以下面三方的論點最為重要:


庫勒雪夫、普多夫金(Vsevolod Pudovkin):


庫勒雪夫認為電影是零碎片段的組成(…'to make a picture the director must compose the separate filmed fragments…),影像本身的內容並不十分重要,重要的是它們的組合。


庫勒雪夫曾作了個實驗來論證他的看法,這個實驗後來被稱作「庫勒雪夫效果」(Kuleshov Effect)他把一個面無表情的臉部特寫,分別和一碗湯、一個躺在棺材裡的女人、一個玩耍的小女孩接在一起,然後把這三組片段放映給不同的人觀看,結果同一個表情觀眾卻將其解釋為三種截然不同的情緒:飢餓、憂傷、快樂。

普多夫金與愛森斯坦(Sergei Eisenstein)一時瑜亮,他的論點主要沿襲自其老師庫勒雪夫。普多夫金曾說過電影藝術的根本是剪接(The foundation of film art is editing.),他也認為每個鏡頭的內容意義不大,重點是在不同鏡頭的並列(juxtaposition)所產生的意義。他也曾將鏡頭比喻為磚塊(brick),而使用鏡頭就必須像是在蓋大廈(block)一樣。意思就是說,將鏡頭組合起來,最後得到一個整體的概念或效果。




愛森斯坦:


相對於普多夫金相關性較強的「連接」(linkage),愛森斯坦的概念是「衝擊」(collision)。他曾經簡單直接地說:「蒙太奇就是衝突。」(Montage is conflict.)。他認為,將本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影像結合在一起,碰撞出新的意涵、製造隱喻的效果,刺激觀眾心裡產生質疑和思考,這樣辯證的(dialectical)、或稱為知性的(intellectual)蒙太奇,才是電影剪接的真意。


舉例來說,在其第一部片《罷工》(Strike, 1925),一群工人被機關槍掃射的鏡頭和被屠宰的公牛相接,得到了工人的處境宛如公牛的意義。而《波坦金戰艦》(Battleship Potemkin, 1925)著名的奧迪薩石階(Odessa Steps)一幕,每個鏡頭的遠近、形狀、光暗、動靜等等皆有強烈的差異,每一次剪接都給觀眾帶來觀看上的震驚,是愛森斯坦衝擊蒙太奇最精采的範例。




維托夫(Dziga Vertov):


與愛森斯坦撞擊觀眾的「電影拳」(kino-fist)不同,維托夫主張用攝影機的「電影眼」(kino-eye)來洞悉人眼無法迄及的真實。他著名的一段引言說到,我們眼睛能夠看到的東西實在有限,所以才會想出顯微鏡來看那些無法用肉眼觀察的事物,才會發明望遠鏡。現在攝影機的完善得以讓我們更深入洞察眼中所見的世界,可以探索與紀錄看得見的現象。(Our eyes see very little and very badly – so people dreamed up the microscope to let them see invisible phenomena; they invented the telescope...now they have perfected the cinecamera to penetrate more deeply into the visible world, to explore and record visual phenomena…)


在這個前提之下,維托夫將蒙太奇的定義擴大到整個電影的製作過程,當電影工作者在作選擇的時候,不論是決定拍攝的主題、取鏡或是鏡頭如何組合,都是蒙太奇的一環。而藉由這樣的蒙太奇手法,電影將展現或者是揭露人們平常所看不見的真實。


例如在他的經典之作《持攝影機的人》(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, 1929)中,維托夫幾次刻意用傾斜的角度拍攝兩個日常的街景,並將其並置於同一個畫面,這便是以我們一般無法觀看的角度呈現出的生活風貌。


關於維托夫剪接理論的細節,請參見:
http://blog.roodo.com/amushi/archives/737803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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